“上登千仞峰，下臨萬丈淵，受盡大自然的挫折，也享盡大自然的快樂。”這是對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森調員最貼切的形容。
莽莽蒼蒼的內蒙古大興安嶺位于祖國版圖的東北部，是我國面積最大的國有林區，其森林生態系統維護著呼倫貝爾大草原和東北糧食主產區的生態安全，是祖國北方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
在這里，有一支“鐵腳軍”——林區森調隊，他們的足跡踏遍內蒙古大興安嶺10.67萬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溝溝壑壑，每年要在荒無人煙的大山里工作近半年的時間，靠著一雙“鐵腳”，調研出一組組詳實的科學數據。
不是匠人，卻獨具“匠心”
每年春天，森調員都會在密林深處開展4個月至5個月的外業調查。
戰高溫斗酷暑，頂風霜披雪雨。回味從事森調工作這些年，祁利軍說，從未覺得枯燥，相反覺得是一件很有快樂的事情。“因為熱愛吧。”
“他的歷史就是內蒙古大興安嶺森林調查的歷史。”同事們總是打趣祁利軍“閑不住”。
每天早上6點，祁利軍和隊員們開始一天的忙碌，工作近11個小時，翻山越嶺。一天下來，衣服從來沒有干過，鞋子都能倒出水來。
就是因為這份熱愛，祁利軍在森林調查的崗位上堅守了37年。
走進規劃院第五大隊501項目組，在案頭忙碌著的項目經理是一位頭發花白的“小老頭”，花甲之年的武玉栓是名副其實的“老森調”。
1981年，20歲的武玉栓成為一名森調隊員，他曾連續7次參加全國森林資源一類清查任務。
武玉栓清晰地記得，背負著40多公斤重的行李和調查工具，穿山走了兩天一夜，終于到達調查點，在大山里用了3個多月才完成調查任務，那時他才27歲。
“與世隔絕的3個多月，山里沒有一絲人煙，卻時常撞見覓食的野獸。”如今回憶起來，這些故事都成了武玉栓的笑談，啟程時干凈利落，收工時長發披肩；進山時春暖花開，出山時秋風瑟瑟。“當我們完成任務走出深山的剎那間，大家情不自禁地趴在公路上失聲痛哭……”
“歷經種種，眼見林區的生態越來越好，我特別知足。真想再年輕20歲，在這片林海中穿行真是享受呢！”即使現在上山工作，小伙子的體力都攆不上武玉栓。
行走在森林里的“浪漫”記憶
“大學畢業后，我成為一名森調員。”內蒙古大興安嶺森林調查規劃院經營管理部部長畢杰河回憶道，“能從事這個在外界看來頗具神秘與浪漫色彩的職業，我無比自豪。”
畢杰河說，那時候的伙食是山野菜作添補，常菜就是黃豆、海帶、粉條、土豆和圓蔥，森調員們美其名曰“五大硬菜”。
過去森調隊的文化生活非常單調，隊員們在山上待得時間長了，難免寂寞。
“所以，會喝不會喝，也要喝上幾口老白干；會唱不會唱，總要喊上幾嗓子。”畢杰河的眼里滿是故事，“趕上陰天下雨，大家躺在床上的‘演唱會’能持續到半夜。”
“森林里的星星是最亮的。”想起1984年夏天第一次在原始森林里“打小宿”(露宿在森林里)，董貴忠笑了。
結束一天的森調工作，隊員們在一塊較為平坦的小河灘“扎營”。天色漸黑，森林漸漸變得朦朧、幽深。“我躺在河灘上，沒有一絲睡意。”
雖然大家調侃說，天是房地是床。可這“房子”空曠得讓人心虛，“床”大得讓人心里沒底。
嘩啦啦、呼嚕嚕、咕咕咕……黑熊？猞貍？“夜貓子”？董貴忠把斧頭放在羽絨被旁，望著天上的星星，數了一宿。
類似“熊出沒”這樣的“浪漫”故事，每個森調員能講“一籮筐”。
穿過灌木叢，越過野荊棘，森調隊調查完兩塊樣地，已接近黃昏。
趕回駐地的途中，走在隊伍后面的任增光和宋偉波突然聽到后面有樹枝被折斷的聲響。“是棕熊！”任增光驚慌地低吼道。
腿一軟，頭皮發麻，后背發涼，慌亂奔逃中，任增光被一棵倒木拌倒，棕熊越來越近，宋偉波見狀，一邊用斧頭敲著大樹，一邊大聲吼，一只站起來比人略高的大熊，在他的吼叫聲中，竟然慢悠悠地轉身走了。
“不行了，心都要蹦出來了。”如今回想起來，任增光還是會倒吸一口涼氣。
深林里“閃著光”的森調人
“這是毛蕊老鶴草和花荵。”在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每每指出一種植物，張重嶺都會如數家珍地給出完美答案。
奔走在林區的山水間，攀登過數百座千米以上的高山，這些年，張重嶺采集大量植物標本，取得了珍貴調查資料。目前，他已基本掌握了大興安嶺1000余種野生植物的生境、分布和用途。
夕陽西下，上山調查的森調員們陸續回到駐地，臉上的汗跡和蹣跚沉重的步伐，也顯露了這一天的辛苦。
“今天可餓壞了，走得太遠了。”
“有早晨剩的饅頭，大家先墊補一口。”小隊長到廚房把放饅頭的籠屜搬來。
由于起風了，必須得等風停了才能點火做飯。隊員們早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日子，有的干嚼饅頭，有的找塊咸菜，有的倒杯涼水，便各自吃了起來。
“飯可一日不吃，火不可一刻不防”，踏遍林海的森調員們用自己的行動守護著這片林海。
在綿延不斷的興安林海中，森調人的腳步依然在前行，他們的綠色夢想依然閃著光。
